张文生看似单调实则暗藏玄机

厦大台研院政治所所长张文生：

看似单调，实则暗藏玄机

口述/张文生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刘普

张文生

1994年进入厦大台研院工作

现为厦大台研院政治所所长

曾多次参与台湾选举结果预测分析

对于我们这些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以下简称台研院）工作的学者来讲，台湾每次大大小小的选举都是一场场没有刀光剑影的战争。我们通过一个个民意调研，一次次针对数据详细进行分析讨论后，对外公布选举结果预测，看似单一重复的工作，却暗藏不少玄机，而这，正是我们这份工作的魅力所在。

通过电话民调听民众心声

1994年，我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专业毕业后，来到厦大台研院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正式接触台湾政治制度和台湾选举，这一做就是20年。本科时，我在厦大读政治学。总有人问我，你读政治学是想从政吗？现在回想起来，我读政治学更多的是偶然所致，若让我重新选择，我应该更想读法律或经济。不过正是因为命运的冥冥注定，我才能坐在这里，与读者分享我在厦大台研院的工作经历。

工作之前，我对台湾政治、台湾选举等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分析，所以当开始接触这方面工作时，一切都那么新鲜。工作后不久，我就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台湾各政党选举行为的分析。1995年，台湾举行“立委”选举，台研院按惯例进行分析预测，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我们调研的流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一本台湾各县市电话簿黄页，我们根据座机号段，随机按照一定比例抽取一部分号码，进行电话调研。

在电话调研前，我们会事先拟定调研问题，一般问题数量不超过10题，以7题为最佳，问题包括受访人年龄、学历、职业及其选举投票倾向等内容。问题形式以问答和选择类为主，这样一方面可以节省调研经费开支，另一方面不会占用受访人太多时间，调研成功率较高。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常被受访者“打枪”，尤其近几年，随着各类调研种类、内容层出不穷，不少台湾民众对电话调研有一定的排斥心态，加上电话诈骗花样增多，信息安全越来越受重视，拒访率呈增长趋势。不过台湾民众接听电话时都很有礼貌，在我们告知拨打电话的用意后，即便他们不愿接受调研，仍会好态度地说声谢谢再婉拒。如果是我们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表示希望我们配合做个调查问卷，我们第一反应大多是问“你是谁？”“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这与台湾民众的反应有很大不同。

在我对台湾民众电话调研过程中，遇到过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民众，他们会态度坚决地告诉我他们的政治立场，甚至有民众会在电话中与我们讨论起政党和选情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们眼中的台湾与理想的台湾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印象中有一次我们做一份关于“统独”议题的民调，受访者是一位台湾老兵，他了解了我们的用意后，立即表达了他反对“台独”的态度，情绪十分激动，透过电话，他表示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数据结果，让台湾当局看到社会基层呼吁两岸和平统一的心声。

分析民调数据总结个中根源

民意调查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它不是1+1=2这样严谨的数据结果，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环境背景，甚至是不同的访问方式，我们得出的答案都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调查出的数据也不能与选举最终开票结果划等号。然而，民意调查的结果反映了一种趋势和发展方向，是我们做出预测分析的重要参考，但绝不是惟一根据。从调研得到的数据中，我们会将数据进行详细、客观的分类统计。一般来讲，我们民调的有效样本在1060份左右，误差率控制在3%以内。民意调查数据出来后，通过电脑分析，将数据细化成许多个分支。

就拿2008年“大选”前的民调举例，当时我们随机抽取了一部分台湾民众进行电话调研，问他们如果明天投票，你会支持马英九还是谢长廷，预测民众支持马英九和支持谢长廷的比例各是多少，再从支持一方的数据中分析，其中男性比例占多少，女性比例占多少，各个年龄层中支持哪一方的比例更高一些。另外，我们也会顺便问下民众对台湾当局施政情况是否满意，通过数据得出满意占多少比例，不满意占多少比例，通过这些相关性问题的调研，我们也可以测定下他们投票的意向和投票原因是什么……总的来说，就是将一个个细化的数据切割，作为我们最终预测选举结果的参考依据。

1995年“立委”选举，是我参与的第一个预测分析。从民调结果中，我发现台湾选举有它的特色，例如台北市，当时台北市是多数选区（后经过选举制度改革，台北“立委”选举改革成单一选区），政党内部互相竞争情况很激烈，国民党、新党、民进党等各个政党选情就会受此影响，为了最大利益化，各政党想出“配票”这一投票方式。所谓“配票”，就是某个政党号召支持者，投票时只认政党不认参选人。假设台北市北区有三位民进党候选人，就请该区的民进党支持者，依照党部规定，根据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数字做区隔，投特定候选人的票，务必保证票源平均分配，如此则该党的每位候选人都当选。这其实是台湾选举中的一个怪胎。不过新党在“配票”中很成功，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新党在台湾政坛拥有一席之地。这一现象就是我们在选举数据分析过程中发现的。我们再针对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的原因，从而得出台北选区与其他选区选情不一样的地方，进而得出一些结论。

此外，我也发现，除了都市化程度明显的台北市之外的各县市选区，选情受地方派系影响很深。因此，我到台研院做的第一个选举课题就是关于地方派系对台湾选举，特别是区域化选区的影响。这些都基于我们对台湾民众进行的第一手调研数据，因此以民调样本为基础所作的分析报告，都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

台研院的预测多次神准

其实在选举分析中，我们院内的几位学者也常常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就像今年“九合一”选举台北选区，连胜文与柯文哲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处于十分胶着的状态，而我们通过电话调研发现，站在柯文哲一方的民众明显高于连胜文一方。按惯例来看，我们内部参考民调数据分析应该会统一意见，预测柯文哲胜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内部产生了很大分歧，院内的陈孔立教授、陈先才副所长等人都认为柯文哲会胜选，可是我和张敦财教授则倾向于连胜文最终会胜选。我们第一次在选举预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超过五成的受访者婉拒调研，剩下的受访者中也有一半的民众未作出明确选择，或是保持中立，或者还处于摇摆状态，未决定投哪一方，在整个受访群体中，只有25%的受访者表达了投票倾向，在这部分民众中，表态支持柯文哲的人数超过了支持连胜文的人数。

我和张敦财教授做出的预测，并没有按照这份民调作为惟一依据，因为我们考虑到最终投票时还有认同投票这种惯性，特别是台北政治结构是蓝大于绿，从以往的几次选举结果来看，认同投票比例很大，如2000年，时任台北市长陈水扁施政满意度高达70%以上，但在台北市长选举时遇到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时，还是输得很惨，丢掉了台北市长一职。因此我们对此留有一定的空间，认为到最终投票时，会有一定数量的民众投出认同票，本归于蓝绿阵营的民众，依旧会按照原本的政治立场，投出选票。但我们院公布的选举预测只能有一个结果，对于连胜文与柯文哲的选战分析，预测柯文哲胜出的人数占大多数，因此在对外公布时，我们还是预测柯文哲会在选举中胜出。

在台研院的工作，除了要对选举做出预测分析、预判政党席位之外，还要分析选举中各政党选举行为、选举策略、台湾选举的特色、选举会受哪些因素影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方面。我在厦大台研院工作20年，客观地说，我们院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深入跟踪分析台湾重要选举，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如1996年，刘国深教授预测台湾“大选”结果，李登辉得票率52.5%，实际开票结果是53.9%，误差只有1.4%，台湾媒体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预测精确”为题进行了报道，在两岸乃至国际都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有海外媒体称刘国深教授预测“神准”。

2006年，厦大台研院成立“两岸民意调查研究中心” ，我作为负责人之一参与了该中心的创建活动。“两岸民意调查研究中心” 运用科学的电话访问系统直接进行台湾民意入户调查，在此基础上运用长期形成的独特的台湾研究功力，精准判断台湾政局走势，为我们排除干扰、准确分析和预测选举结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我院在台湾“大选”前预判，马萧胜选比率将达到16.74％，换算成蓝绿实际得票数的差距约在230万票左右，与实际得票率误差为0.16%。2012年台湾“大选”和“立委”“二合一选举”，我们组织学者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和预测。当时台湾舆论几乎呈一面倒局势，认为马英九和国民党选情不乐观，将败给蔡英文。而我们则预测马英九的得票率可能高出蔡英文5.98%，与实际结果误差只有0.01%……种种事例证明，厦大台研院着实已成为台湾选举预测、台湾政治制度分析研究重镇。

也有人问我，台湾就那么一个小岛，你20年都在分析研究台湾，不会觉得厌烦吗？我想说的是，政治的核心都是利益的分配，但每一个时间阶段它都有不同的面向，分析这些面向，从中找寻它的规律，是我从这份工作中收获的最大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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