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能让土地流泪

城镇化不能让土地流泪

编者按：人口爆炸、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飙升……“北上广”们已不堪重负，人们期盼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为大城市减负。在此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理念应运而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这将是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发展道路。专家指出，未来将不再是钢筋水泥式的城镇化，而是更强调消费结构升级、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的城镇化。然而，在许多地方，又有人在悄悄囤地、建房、造城，期望克隆靠房地产一夜暴富的美梦。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城镇化？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应怎样解读和领悟？从本期开始，中华工商时报《新财富周刊》将就这个话题，从“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城镇化与体制改革”、“人的城镇化”等角度进行连续报道，以期引发人们对城镇化建设中更多问题的深度思考。　　在“北上广”等中心城市超负荷发展，人们正为城市功能面临饱和而犯难之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了“新型城镇化”理念，旨在推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人们有理由对这一理念寄予厚望。　　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是重大利好。据报道，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对外颁布。该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据称，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元投资。　　而这种厚望不仅寄托于未来投资的增长，更在于城镇功能的升级，以及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提出要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专家指出，其新意就在于未来的城镇化进展，将不再是钢筋水泥式的城镇化，而是更强调消费结构升级、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更深远的意义，就在于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正如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的，目前我国城市中有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难以真正享受城市生活。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逐步让农民工真正转变为市民，既可以拉动经济，又可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土地制度：必须跨越的“门槛”　　“新型城镇化”理念的提出，首先让低迷了许久的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产业链条看到了久慕的甘露。“以往‘城市化’的理念使得”北上广“等中心城市过度发展，人口和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则相对落后。而‘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则意味着不仅在大城市，而且在二三线城市将形成巨大的内需。在城镇化的建设发展过程中，人们将看到新兴的产业、配套设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崛起，而这些又将转换成为新的城市竞争力。”阳光100置业集团常务副总裁范小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对未来城镇化　　发展的信心和憧憬，“人们将从未来城镇化的发展中获得巨大回报”。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我们的愿望是良好的，现实的困难却十分严峻。本报记者在对北京城中村以及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村地区走访时发现，尽管由于政策放宽，农村人口进城后其户籍和身份问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但由于一些地区土地问题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壁垒一时难以突破，城乡统筹面临较多难题。这是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大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计保障。要在健全法制和发育土地市场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探索建立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在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上，土地制度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

宅基地是城镇农民的“根”　　张先生曾经是北京海淀区唐家岭村的村民，他的经历说明了宅基地对于城市农民的重要。唐家岭拆迁改造完成后，张　　先生和其他村民一样，搬进了回迁楼里，如今俨然过上了城镇居民的生活。唐家岭曾经是蚁族聚居的地方，也曾是北京重点整治的50个城中村之一。2010年前后，由于那里环境脏乱差，加之危房过多，政府对该地区进行了拆迁改造。虽然住进了楼房，生活条件大有改善，但张先生的农村户籍没有改变，同时，他也十分怀念2010年以前出租房屋给“蚁族”、靠房租来维持生计的生活。　　“失去了唐家岭，我们这些村民的损失可大了！”张先生日前对本报记者感叹道。据张先生回忆，以前在唐家岭时，作为农村人口，每家每户都有一块面积大小不等的宅基地，并在宅基地上盖房子，不仅满足自家居住，还将空余的房间出租，很多村民家以房租作为生活的基本来源。“如今按照政策我们住进了回迁楼，房子虽然有了，宅基地却没了，我们生活的根基也就没有了。”张先生说。　　据张先生回忆，村民们从镇政府获得宅基地所有权是在30多年前，那时，土地不值钱，村民们可以请领导喝酒然后就可申请获得土地所有权，这就是宅　　基地。然后他们在宅基地上盖房子。从1995年开始，当时一所私立大学兴华大学在唐家岭附近创办，村民们从那时起开始向学生们出租房屋。也就是从那时起，村民们开始在屋顶上加盖二层、三层房屋，为的是收取更多的房屋租金。　　“但如今搬进了回迁楼，虽然有房可住，但却无房可租。以前许多家庭都靠房租来维持生计，有的村民还集资贷款盖起了公寓以供出租。如今这些房子公寓全都拆除了。失去了房租，我们靠什么生活啊？”张先生抱怨道。　　张先生回忆，2010年唐家岭拆迁时，当时的拆迁政策仅允许最多266.68平方米的回迁房来置换目前的居住房屋，但80%以上的村民在他们的宅基地上修建了三层以上的加层，在许多村民家，这些加层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所以，这些用于置换的回迁房的面积不足以补偿当地居民的房屋面积。　　对于许多唐家岭的家庭来说，房屋租金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如果离开了这部分资金来源，村民们难以生存。　　另外，根据法律，在宅基地上所建房屋的所有权可以继承。但回迁房的产权则属于集体，未来村民的后代能否继承是个悬念。中国的房屋只有70年大产权，不像国外是永久产权。这说白了，只是相当于交了70年的房租而已。那么70年以后怎么办呢？能不能继承？如何继承？要不要交税？税负重不重？如果不能继承，这将是很大的损失。　　据记者了解，当地政府在努力设法解决农民宅基地的问题。　　非法占耕地因城镇化导致？　　北京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难题不少，而在南方一些省份，比如安徽省临泉县，甚至发生了农民进城越多，越城镇化，耕地被非法占用越多的情况。2012年8月间，本报记者实地走访了该县。　　进入县城，映入眼帘的是热闹的街道、繁华的商业区、正在耸起的高大地标性建筑--现代化政务新区……然而，当记者驱车前往20公里以外的农村地区时，所看到的景象又令记者不禁黯然，绿油油的耕地上到处矗立着村民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投资建设的违章建筑。　　县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在当地农村地区，农民占用耕地违法建房，从而对耕地造成永久性破坏的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农村青壮劳力嫌种地收入少，一般在农闲时到县城务工挣钱。他们当中许多人参加建筑队，从事盖楼房、修路、装修等工程，为城镇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城里房价昂贵，这些农村劳力虽然在城里赚了钱，也买不起房，只能回乡盖房子娶媳妇。而买不起房，就意味着不可能拥有城镇户籍。一些城镇对于希望在城镇落户的农民设定了很高的门槛，比如投资额度、工作年限和拥有住房等等。

由于家乡的宅基地有限，这些农民就在可耕地上挖地盖房，造成可耕地永久性破坏。有的在自家耕地上盖房，也有的挖邻家的地盖房，造成了许多矛盾。更令人不安的是，农民之间还存在攀比心理，相互之间比赛谁家的房子盖得大，盖得气派，于是盖了还想盖，占用耕地的现象就日趋严重。而这些婚房盖好后，一般也就是婚期和过年时用一下，平常这些青壮劳力进城务工时，门窗都用砖垒起来。许多“空心村”因此出现。　　该县某村村民张卫国向本报记者反映的情况颇具代表性：该村村民张某某在可耕地上违章建私人房屋。据张卫国提供的书面材料反映，张某某建房所占用的可耕地，一边是张卫国家的耕地，另一边是另一村民张国东家的耕地。张某某于2012年2月开始建房时，张卫国父亲和张国东家人就提出他建房会影响两家耕地的正常使用，后经行政村调解无效，张卫国和张国东两家就将问题反映到镇政府和镇国土所。镇国土所于5月31日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但张某某的建房行为始终没能制止住。　　应让农民进得起城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肯定城镇化将是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的同时，也对城镇化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厉以宁的分析，恰恰与临泉县的实际问题相吻合。厉以宁认为，如果简单把中国的城镇化理解为农民进城、农民上楼，就会成为“两个老鼠洞”。一个老鼠洞是指农民在村里的老房子，因为进城打工而闲置，成了老鼠窝；而另一个老鼠洞则是农民进城打工后，因为收入不高只能住在地下室或条件较差的出租房里，也是老鼠出没的地方。　　厉以宁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方向，那就是分三部分组成的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厉以宁解释，把老城区改变为商业区、服务区和适合人居住的居民区；而老城区工业迁往新城区；“农村地区要向新社区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则有针对性地提出，城镇化的关键“在于降低城镇门槛”，这些门槛有户籍制度，有高房价设置的障碍，还有就是城乡分割的福利制度，只有这些障碍被打消，农民才能进得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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